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百年成都劝业场（2022年）,供大家参考。
百年成都劝业场
劝业场,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群,一楼一底的走马转角楼,笔直高大罗马柱,顶着无数的小青瓦,百年前的成都劝业场,于一个内陆盆地,一座封闭的城池,西风东渐的时光,于清末独秀西南,领先神州而进行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城市商业革命。
开场
宣统元年(1909 年),中国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坐在龙椅上,心不在焉地听取大臣们冗长的奏章时;远隔万水千山的成都,春风和煦,杨柳新萌。在如今总府街一段,龙旗飘飘,锣鼓喧天,商民绅耆,穿着花翎补子长衫短衣,摩肩擦踵。劝业场门楼张贴了许多彩色广告:英美烟草公司的巨幅招贴、巴黎香水的广告画„„入口处还散发戒烟丸、补脑汁、疗痔药水的传单、说明书和保证书。
这年的三月初三,成都劝业场正式开场。
劝业场,为成都市最早的商业大卖场。清光绪三十三年(1907 年),由四川省劝业道周孝怀倡导、成都商务总会樊起鸿筹办,成都著名营造商江建廷设计施工。1908 年 7 月破土,次
年 3 月建成。劝业场是通街式建筑,长近百丈,有店铺 150 余家,为当时成都最大的新式商场。前场口南向总府街,后场口北向华兴街,中设东西支路。场内店房为一楼一底通廊式建筑,砖木结构,前后设走廊,俗称“走马转角楼”。高敞的建筑风格,系仿西洋风格,拱券大门,罗马柱式,整个建筑高大宽敞。前后场口辟有舆马场地,专备游人停驻车马,并规定“舆马不能入场”。场口设有栅栏,早晚启闭。
署理四川通省劝业道,曾留学东洋日本的朝廷新政能吏周善培(孝怀),快步登上临时高台,发表开场词:中国自古重农不重商,认为农者生活之本源,商者无聊之末路,故秦汉之制,商贾不得衣文绣,盖贱之也,致使国贫民瘠!近观东洋之振兴,实为发展工商致之。愿诸君共振实业,裕国裕民!
周善培的语境虽说以东洋日本为视野,却有相当的穿透力,让在场的成都商民感觉从传统的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四民之末,一下子跃为四民之首。
成都的劝业场,与当时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城市广州、宁波、厦门、上海及水陆口岸城市武汉、重庆相比,竟然还有些观念超前。劝业场营造期间,耳目灵通的广东绅商,跟风仿效,组建东兴公司,拟建近代商场;而汉口当时商业最发达的汉正街还街道狭窄,多为“木造瓦葺”二层小楼;宣统二年(1910 年)5月,重庆商会集资白银 20 万两,组建开明建筑公司,修建重庆商业场;天津的劝业场延至 1928 年才开始兴建。
四川曾经开风气之先,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纸币:宋代的“交子”,而于清末民初举办的“劝业场”,又成为当时全国效法的榜样。
开风气之先
与沿海的商办不同,成都的劝业场的举办,为商办官助的形式,并始终为周善培一人强力推行。他曾留学东洋日本,可以作为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城市转型的一个典例。
光绪三十三年(1907 年),时任四川省劝业道周善培,想开启民智,留名青史。他慧眼独具地看准了成都图书业帮董樊起鸿(孔周),并任命为成都商务总会协董。
当然,凡事皆有大的时代语境。时慈禧太后重启光绪“新政”,实行君主立宪,倡导改良。清廷在各地新设置“劝工局”、“劝业道”,做出“振兴实业,发展工商”姿态,借以顺应世界大潮流。当时,北京、天津、汉口都由官款筹建“劝业场”,率先垂范全国。
周善培当时也尽快想开办“劝工场”,却苦于成都无官款可以拨付。樊起鸿看出周善培的焦虑,便建言道:借重周孝怀的“劝业道”的威名,由成都商会出面集股商办。
这招果然奏效。樊起鸿以商会名义约集了各商帮商董与
热心实业的知名人士多人开会。周怀孝在会上讲:“工商业必须尚竞争,与外省竞,外国竞,有竞争才有进步。一年一度的劝业会,还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,必须要有常的劝业工场„„希群策群力,共襄盛举。”在众人热烈的掌声后,当即决定成立成都建筑公司,公推樊起鸿负责筹备,公司事务所设在商会内。
在樊孔周起草的集股章程十六条,其中特别规定,在场内划出十丈见方之地,另建商品陈列馆,罗列中外制造品,以资参考。不收地租,建馆费用另筹。如此不求营利,显著出商会开启民智的公益作用。
光绪三十四年(1908 年),公司暂筹股金白银四万两,全数足收。虽说与当时的经济发达的地区广州的东兴公司集资二百万两相比,简直属于大巫见小巫,但这毕竟是成都历史上第一次民间资本的大规模运作。
资金到位后,公司选定购买总府街与华兴街之间原老盐店一带地皮,准备择日开工。当年 6 月商务总会具文详请商务局转请督宪批示,《四川官报》曾记商务局详请督宪原文:吾蜀调查全省之物品改良,一般之制造交换„„不可无劝工场。会员等询查诸商界,众议佥同。抑知库帑艰难,不敢遽请官款,先集商股白银四万两,经营建筑„„
公文总是繁复的,既是商办官助,在官场的运作就全仰仗周怀孝一人了。商务局转详督宪后,周孝怀即往见护督赵尔丰,于请茶看茶之际,说明成都商会集股商办劝工场,热心公益,实
属难得,请护帅允准。赵尔丰沉缓濡墨提笔,在呈文上批示: “毅力热心,洵堪嘉尚。”
批复下来后,筹建工作进入实质阶段。聘请公司董事、重庆鹿蒿玻璃厂总理何鹿蒿为庶务员;聘请商会科长谢霖为会计员,谢霖时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学成归来,为中国引进现代会计规则第一人。
全部工程交与成都著名建筑营造商江建廷设计修建,当年七月动工。
不久,周孝怀将商业劝工会(花会)改名为“劝业会”,又将“劝工场”改为“劝业场”,由他亲自题写的颜体榜书:“劝业场”。
商会的公司也正式定名为“商办成都劝业场建筑部股份公司”。日后,也挂牌于劝业场。
改变
近代城市新兴,不仅要有商业性,也要具备娱乐性与技术性的市政设施。作为商业的配套设施,劝业场也创造了近代成都水电两项市政建设第一。
其一是电灯。晚清时,上海、汉口、重庆等城市,因长江水运便利,均先后有了供电设备。成都的夜晚,却还依旧朦胧在传统的菜油灯与蜡烛昏暗中。周孝怀与樊起鸿商量后,决定
先引进电灯,为省城示范。
樊起鸿即在建筑公司内增设电灯部,另筹股金白银二万两,随后从上海购置 40 千瓦发电机一台,在场内西北角建厂发电,只供全场照明。为了扩展影响,又在前后场口高悬一只圆形电灯,每日黄昏发电时,挤满民众,观看电球来电,当“铁笛”一响,华光四射,观众欢呼雀跃,笑声雷动。这一“奇观”还吸引了川西各县农民,他们不惜赶数十里路进城,专门为看电灯。
其二是自来水。清末的成都民众饮水,主要为井水。宣统元年(1909 年),在劝业道周孝怀倡导下,设立了官商合办的利民自来水公司,从万里桥下取水,专用管道输送至城内的蓄水池中,再用人力到蓄水池挑水使用,俗称“人挑自来水”。劝业场特别在华兴街修建了一个蓄水池,专人挑水,供给全场的餐饮店与茶楼,费用另计。劝业场如此创造了成都商业用水的先例。
清末成都商民吴某,在会府东街创办了“可园”,为成都最早的公共剧院,周孝怀认为戏园能繁荣市面,为此力促樊孔周在劝业场近旁开设戏园。于是樊孔周又于 1908 年 8 月集商股白银二万两成立悦来公司,在华兴街老郎庙侧购地修建了“悦来茶园”,仿照“可园”,招引各戏班轮流唱戏。
“悦来茶园”1909 年修竣后,先后有“复兴班”、“宝顺和班”的京剧;“翠华班”、“长乐班”、“荣泰班”的川戏;“文明班”、“文化班”的改良川戏等轮流上演。尤其是举办过两
次赈灾演出,邀请成都的八大班名角串演,名声大振。“悦来茶园”当时的票价定为:三楼每座三角、普通一角、特别包厢每座五角、包厢每间五元,合按大清龙版计算,非达官贵人不能消费。
悦来公司还在劝业场内偏东处,修建了一所豪华的“悦来旅馆”,于宣统元年 5 月 18 日开张。“悦来旅馆”可接客近百人,风格富丽。前有舆马场地,后有专供商旅客携带眷属住宿的小院,备有浴室、电灯、冷热自来水管等最新设备。旅馆还雇请名厨,分制中西餐品。又有招待员役,分工服务宾客,有专司洒扫,有代客听差。“悦来旅馆”正中还有一座三层洋楼,更为考究,专为达官显宦富商所设,收费高昂,每客竟高达四枚银元一天,非一般商旅所能问津。
劝业场如此的大投入,先前所集的二万银两,早已告罄。樊孔周乃约集股东计议,决定增资,于宣统二年七月增招新股白银一万五千两。“商办成都劝业场建筑部股份公司”最后决算,公司股本金合计白银三万五千两。
风气渐变
周孝怀还一改成都商家买卖喊价还价的旧习,实行每家店铺悬挂出价目牌的做法,统一定价,明码实价。后来相邻的
东大街、走马街、暑袜街的商家也受影响,悬牌标价。
劝业场共有 150 余家店铺,劝业场有规定,凡有官办的局厂和在劝业会(花会)比赛得过奖的私家工商户才能入场设售货处所,于是劝业场事务所对接纳商家承租,是要择优选取的,在各行各帮中没有点名气的店家是别想租得一间铺面的。
味虞轩本为新繁县城的京果铺,生产的桃片在劝业会上得过奖,按理可在场内设售货处,可偏有人认为一家外县的小京果铺,没有资格入场。后为周孝怀知晓,拨给其一间小门面,又因作坊远在新繁,劝业道特拨快马一匹,每天飞马运送出炉的新鲜桃片。还有个担担水饺,没有招牌,因其常在望江楼做生意,就呼为“江楼水饺”,周孝怀无意间发现其皮子硬,有嚼劲,馅子饱,调味好,就允许其挑担子进场。
川省产品最引人注目的有:鹿蒿玻璃厂的五彩描金玻璃器皿,玲珑剔透的银玻镜、樊孔周办的因利利织布厂的各色机织花花布、马正泰和马天裕的水丝浣花巴缎与百子图被面、裕国春的宫粉香胰、松竹轩的剌绣绢扇、荣久身的新衣皮袍、鼎升荣的官帽、熙德隆的靴鞋、桂昌祥的须绦、仁义和的梳篦、醉墨山房的刻磁、三都重的书画、谦益祥的玉器„„林林总总,美不胜收。更有京广货铺、苏广货铺所陈设商品五光十色,还有巴黎香水、泰西沙缎、法兰西绢绸、英国自行车、台湾番席、八音钟表、金丝眼镜、广东糖食、福建丝烟、京戏戏匣、北京丸药、广铜烟袋„„
“姊妹偕游劝业场,翠鬓低衬海棠香。东楼观置西楼去,软语微闻说改装。”当时成都竹枝词,是如此唱咏劝业场的。劝业场的开办,让成都妇女出游成风,成为近代成都一道风景。
宣统二年(1910 年)3 月,成都商务会具文请改劝业场为商业场,经督宪转咨北京农工商部,同年 4 月 17 日部复照准,5 月18 日督宪札谕正式改名。
劝业场改名为商业场后,场内商家洋货、广货继续增多。其原因是,当初建场的目的,是比较工艺优劣,谋求进步改良,发展本地产品。暂准销售洋货本为一时权宜之计,可是开场以来,本地产品仅占销量的百分之十二、三,而洋货广货比例很大。因此商会同仁认为必须消除贸易壁垒,更改场名,才能名符其实。宣统元年,全场全年各业交易总额为白银 33 万两余两;而宣统二年改名后,全场全年各业交易总额激增至白银 46万余两。商业场生意火爆,不仅为成都流通领域资本积累的加速器,也成为省会名符其实的商业中心。
时在成都读书的乐山少年郭沫若,也曾为商业场的琳琅所吸引,写道:“楼前梭线路难通,龙马高车走不穹。铁笛一声飞过来,大家争看电灯红。”
劝业场的开设,让成都时尚风气为之渐变,这却是当年的周孝怀、樊孔周们始料未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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